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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精神的混乱和迷茫。

李约瑟曾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评论说：冯著第二卷中关于新儒家的某些论述特别给人以白玉微瑕的感觉。[33] 陈方正在其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年）也主张将李约瑟问题消解掉，但他没有对李约瑟问题加以强和弱的区分，因而是对李约瑟问题的彻底取消。

[3] 笔者以为，范岱年先生把李约瑟问题与韦伯和冯友兰的进路联系起来并加以比较，可以说是独具慧眼，言简意赅。[10]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李约瑟文录》，王钱国忠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由此看来，只要把科学这个术语界定清楚，李约瑟问题是可以同任鸿隽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狭义的）科学？相容的。[11]《爱因斯坦 XE "爱因斯坦" 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编绎，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14页。五、爱因斯坦命题与李约瑟问题 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的一位学者斯威策（J. S. Switzer）的信中这样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与此相反，根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其海洋性地理环境决定的。……他们首先力求认识它，对它熟悉了以后，就力求征服它。他们决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中的一个流派。

因此中西文化之异，在他看来，决不在于中国比西方落后了一个历史阶段，即仍处于中古或封建时代。一九八八年八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会议，我在现场上看到了一份大陆有关现代新儒家丛书的出版计划，钱先生也占一专册，钱先生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新儒家似乎已成定论了。科学主义者讲真理，新儒家反之以道体。他研究中国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确具有独特的观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他的观点是惟一正确的观点。

但钱先生虽摧破了今文经学，却并未陷入古文经学。当时仍然支配着中国史学界的实证论观点（包括《国史大纲·引论》中所指的革新派和科学派），对于钱先生已不能发生限制作用了。

】 但是钱先生毕竟是史学家而不是政治家，除了《政学私言》一书以外，他也很少论及实际政治社会的设施。所以章太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运用西方哲学和史学方法研究先秦诸子，曾受到他的推重。心体是一切价值和创造的根源，但其第一性质必然是道德的。嗣是遂知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

这个教的地位在历史上大概只有西方中古的神学曾经取得过，中国传统的儒教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儒家对于钱先生而言，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的陈迹，仅足供以客观研究的对象。科学主义者讲客观性，新儒家反之以主体性。换句话说，专业上通于文化整体，或艺进于道，这才是通儒的最高境界。

但从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愿意以签名发宣言的方式来造成有形的学术壁垒。【《国史大纲·引论》】他还进一步相信，只有这一文化系统在经过现代洗汰之后仍能保持其传统的特色，中国才算是真正获得了新生。

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中国人的文学者为了争取认知的身份，也不得不借科学以自重。

第二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舍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在这个标准之下，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诸人大概都可以算是新儒家。【《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93页。因此他一再推重朱子注《四书》以取代《五经》是儒学史上一件大事。一言以蔽之，他所走的是一条崎岖而曲折的史学研究之路，其终极目标是要在部分中见整体，在繁多中见统一，在变中见常。[1]同时他又说：如果有人真正感到活生生的上帝曾呈现在他的面前，那么无论你用多么高明的批判的论证来反驳他，也丝毫无法改变他的信仰。

汤先生基本上相信每一文化都有它的特点和发展的方向，外来的文化思想虽然可以影响本地的文化，但不至于根本改变它的原有精神。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

这样看来，新儒家重建道统的方式虽然与宋明理学家不同，但其道统观则仍如钱先生所说，是截断众流，甚为孤立的。他简直是兴到乱说，好像是一个不学的妄人一样。

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宿在史学。不知何故，龃龉离去…… 一浮一贯整肃，望之俨然。

据以上的分期及其所持标准，可见钱先生的儒学史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他完全依照中国学术界思想史内在演变的脉络而分期，不涉及与西方的比附。试问孔子亦何从具此大力，一凭空言，而获后世人人之乐从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196页。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暌违终不能免。

前面引钱先生的说法，别出之儒因为受禅宗的启示，发展出一种一线单传而极易中断的道统观。他们不同意五四主流派向西方搬取民主与科学的主张，因为这种单纯西化的主张使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化中完全失去了作用。

儒家的价值系统在过去两千多年中通过种种典章制度而规范了中国人的生活的各方面。王阳明所谓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也渊源于此。

新儒家自信已窥见本体界的最高真理——道，因此掌握了绝对的标准，足以判断古今中外一切义理的是非高下。今天新儒家似乎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更作了系统的陈述。所不同者，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长驻于良知呈现的境界，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则无此经验。这可以说是截断众流的道统观给新儒家带来的一大困扰。【此文收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265-310页。

新儒家建立道统在文字层面上是运用哲学论证，这是新儒家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这一动机最后发展为他的终极关怀：他毕生治学，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他在这一大问题上所获得的系统看法，遍见于《国史大纲》以下的各种著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得尽的。

大概可以代表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不但和熊十力不同，也和梁漱溟、冯友兰截然异趋。

这是一个属于整体判断的大问题，自然不能没有见仁见智之异。他对儒家的看法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说：第一是历史事实的层次。